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的老锣说：“中国的音乐老师刚开始去苏联留学，在西方角度中混合了一些中国味道，这种唱法是有一点中国特色，但进入音乐学院的教育方式，就变得特别窄。”它讲究规范性，必须有共同的审美标准，比如高音唱得越高就认为是越好，同时就忽视了低音，如果你的发声特别快速也不会被认为是技巧高超。
老锣表示：西方也有很多人反对美声唱法，也是因为标准太统一，扼杀了其他的可能性。龚琳娜说她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同样的问题，她变成了“千人一面，千人一声”中的那一个。“我在学校学的时候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走的。就像考试，试卷都一样，大家只想着拿最高分，不会去想考试有没有问题。”
晚会歌手和声乐歌手的标准是不一样的，当只有晚会这一条出路的时候，音乐学院的招生标准发生了变化：美女才有机会，身高不能低于1.6米。龚琳娜说：“这样的话，唱歌到底是表演吗？歌唱和演员有什么区别？歌是要表现音乐，不是像电视剧里表演那个角色。长得漂亮最重要，嗓音条件退而求其次，形象排在第一位。”
不是美女的龚琳娜当时没有意识到前途的艰难，她和每一位同学一样，从“大一”开始就报名参加青歌赛。学院要把名额留给高年级同学，她就作为贵州电视台选送的歌手，进入半决赛时被人告发了，理由是她的户口在北京，半决赛之后她没有再上台。
第二次时她上“大三”，在学校内部的初赛她是第一名。半决赛的名额有19位，她却是第20名。原因很简单，学校选送了两个选手，另一个女孩在央视有后台，所以要搞掉对她最有威胁的龚琳娜，那女孩没有白费力，也很是红过一阵子。这次对龚琳娜的打击尤为大，并不是因为没得奖，而是她不知未来该怎么办。“是为了出名不惜一切？还是坚持自己，可能不出名？这对我人生未来坐标的选择影响很大。”有一群朋友围在身边安慰她说：高处不胜寒，越高越孤独，我们喜欢你是因为你的真，如果你失去了这份真，我们也不拿你当朋友。
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中央民族乐团，又逢一年大奖赛，青歌赛已经成了她不得不完成的梦。这次比赛规则有变动，必须组团参加，民族乐团没有通俗和美声演员，她只好加入北京电视台的代表团。初赛她又是第一名，美滋滋领了奖品音箱。领导给她打电话说：“重比。”因为龚琳娜的另一位漂亮女同学虽然没有参赛，但是有后台，她需要北京台这个名额。于是龚琳娜又以民族乐团的选手重新比赛。也许是之前太坎坷了，这次她终于获得了银奖，最幸运的是，央视换了导演，民歌界地位最高的那位教授没有当评委，谭晶、王宏伟、萨顶顶、古风、容中尔甲、倪睿思都是那一届出来的。龚琳娜庆幸自己没有早得奖，因为这一届收视最高。“其实我一路走下来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就是你不变，不要随着风飘，你就走自己的路，把音乐做好，这里面可能会有难，会有不顺，可是最终还是会顺的。因为你一直坚持着，这个很重要。”
这次比赛还有个小插曲，导演分配给龚琳娜一首歌曲，这歌的作曲者给龚琳娜打电话，问：“比唱你比得过×××吗？比漂亮比得过××吗？”言外之意让龚琳娜购买他的歌曲。原来买他歌的歌手没有进入复赛，按照潜规则他应该把钱退给那女孩，他想让龚琳娜把钱补给人家。导演在旁边说：“我告诉你，8点钟，必须把这首歌送过来，你不送过来你看着。”然后把电话挂了，她不由得惊叹还是导演“牛”。
多年的心愿实现，她突然失落了。“因为你走入晚会环境之后就会发现空洞，那时候收入是可以的，可以参加各种晚会。但是就是越觉得自己没有内容。2000年获奖后，我皮肤蜡黄，因为心情不好。每天想的不是怎么把歌唱好，而是怎么能上晚会，找什么歌别人能喜欢。想尽办法往里面装。特别难受，有时候别人会说你们都是一个筐里的，一模一样一堆在里面。”那段时间她唱广告歌，席梦思、鞋、企业、城市、宾馆……谁出钱她就歌唱谁，买了如今这套房子，她听到的歌全是不痛不痒的表面文章。“你好我好大家好，你美我美，唱得我快呕吐了。”每次唱这种歌，她的笑肌都要僵掉。2001年她找到一首《孔雀飞来》，很有傣族生活情趣，要模仿孔雀叫声的歌曲。唱完后她又迷茫了，难道要靠一首歌吃10年吗？
“应该每首歌都像一个车站一样，带你驶向远方。我觉得我需要的是一条路。”可这条路在哪儿呢？她接下的演出大多要求假唱，一些老艺术家放的是20年前的录音带，实际他们早就唱不出来了。有一段时间龚琳娜要求真唱，音响却达不到要求，当前面别人刚假唱完她上台时，麦克风还在嗞嗞啦啦地响，没调好呢！她的父母看完电视很失望，质问她：“为什么别人的音就那么稳？”同时，真唱也会使那些美女的脸部表情变形，电视台就更喜欢稳定的对口型了，不但口型是对的，连乐队的手型也是对的，即俗称的“假弹”。对于龚琳娜来说，美不是脸上的，是音乐里的。
“这个环境都是名利的，每个人都要在乎在这个环境中能够得到多少利，我在那个环境中特别难坚持自己的理想。”当所有人都要求还音，只有龚琳娜不还音的时候，她是如此的“各色”，难以在这个环境中存留，那些晚会也不再找她了。
离开
2002年，她遇到了老锣——学习古琴的德国音乐人。老锣建议她一起做世界音乐。什么是世界音乐？她不明白，于是先跟着老锣去了德国每年7月举办的世界音乐节。看完后她决定，把中国的民族音乐中融入现代元素，可在中国她没有办法搞音乐会，现实环境不允许。当时她可以不辞去民族乐团的工作，只要每年回来演出几场，但老锣对她说：“你不应该占着位置，年轻人进不来。你站在舞台上，你不是一个简单的歌者。你看你的声乐老师一辈子就教几百个学生，一节课面对一个学生，一天顶多8个。你站在舞台上面对多少观众？一千个人一万个人，你要给他们什么东西？你要对得起他们。做人要有责任，唱歌也要有责任。”
让西方人接受一个中国人唱中文歌，就像一位泰国歌手来中国开演唱会一样，从本质上是排斥的。龚琳娜在国外8年，没有唱过一句外文，“千万不能丢中国的根”。西方人用高、中、低音来划分，而中国戏曲是按音色区分，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，起初龚琳娜掌握不到西方人的喜好。她一上来就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高音，吓得前排观众往后退。
高音太刺激，鼻音太甜腻，斯洛文尼亚的音乐节上，台下只有9个观众，台上却有6个乐手。在90分钟的独唱里，她要让语言不通的观众坐下来，听进去，单色必须有丰富的变化，粗犷、柔美、古典，甚至《忐忑》这样滑稽的歌曲，她都要尝试。“我真的觉得你要立于世界上，要有国际化的音乐，肯定不能丢自己最根本的美学，传统这种艺术的东西。但你只按照那种走，人家听不懂，所以你必须用更开放、艺术性更强的东西来吸引人。”
现在中国民歌手很流行到国外开演唱会，维也纳金色大厅、悉尼歌剧院，那些中国观众最熟悉的场所。中国饭馆负责向西方观众赠票，刚开始还有新鲜劲，时间长、人数多就难了，有时当地报纸报道：中国饭馆的票赠不出去。这些花费高昂的个人独唱会，其目的是借用国外的演出场地，再通过媒体传达给中国观众，对西方人接纳中国的民族音乐没有作用。“中国乐器他们愿意听，因为那是几千年的，但中国歌手他们不爱听。现在很多歌舞团自己拿钱去欧洲一趟，那是为了回来告诉中国观众我在那儿了。”
龚琳娜认为，江南丝竹的小乐队像西方的弦乐四重奏同样高级，可以代表中国的高雅文化，所以她的乐队只有四五个人，全是民乐手。另一个现实问题是，外国人不要听中国歌曲，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，中国歌难听。就像音乐学院声乐系常年教育学生要注意通道，要嗓门大、传得远、高音尖，而不强调音色一样，作曲系不重视旋律，只偏重和声，导致歌曲越写越没有优美旋律。
这8年，龚琳娜说她没能靠唱歌发财，可也没有亏本，基本保持着收支平衡。她的音乐会每场慢慢地也有上千观众，每一张票都是出售而不是赠予的。“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，我和我的室内小乐队，要向着西方一流的水平。必须要有艺术性，特别是在语言不通、音乐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。你如果能留住你的观众肯定是你的艺术，不是光靠你的特色。”
2009年在日内瓦演唱，场地开阔，观众距离远，唱着唱着，观众聚拢到台前，有了想接近歌者的心情。她还做过一个人的Solo，全部清唱，没有伴奏。“你凭什么吸引观众？就是你绝不能依赖所有外在的东西，只能依赖作品本身。你必须懂艺术的规则。有一点我觉得欧洲舞台特别好，因为它给你90分钟。在国内没有一个歌手有这种机会，每个歌手上台最多两首歌。”
龚琳娜说，每次音乐会她都唱得十分尽兴，以前她会考虑唱歌能给她带来多少利，有没有好的影响。在老锣的影响下，她回归到享受歌唱的快乐，可以尝试不同的唱法。
因此，无论《忐忑》怎样被恶搞，龚琳娜都不会介意，这首歌给她带来了回国的机会，经过考察，她发现全国都有辉煌华丽的音乐厅，缺少的只是适当的节目。《忐忑》是一块敲门砖，先是为她敲开了武汉琴台音乐厅的大门，然后是天津音乐厅的“世外桃源”独唱音乐会，紧接着是北京的新春音乐会。龚琳娜利用博客组织了30位从各地赶来的音乐爱好者，其中也包括专业音乐老师，到长城去喊山歌，她把其称为“声音行动”，就像和100人合唱《忐忑》一样，把音乐当成游戏，当成理想，而不是飞升的途径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